动荡的家园
MalakBouod是一个来自利比亚的女孩。年2月17日,利比亚内战爆发。MalakBouod并不打算呆在国内了。她花了数周的时间在网上查找、观看整个埃及和突尼斯的年轻人走上街头反对统治了他们的生活已经很久的政府武装力量。
Bouod在网上联系朋友们,他们都参与到了抗议队伍当中,并迫切地想让她也加入正在不断扩大的持反对意见的利比亚年轻人当中。她在家乡班加西发了邮件给朋友们,鼓励他们走上街头,呼吁终止残酷的卡扎菲政权。
然而,当抗议比预期提早两天被取消时,随之而来的是当权者逮捕了一位批判政府的律师,Bouod被困在家中。她说:“我的家人不允许我出门。我真的很气,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去,这是我的责任。是我鼓励别人去的,我却在家待着,这不公平。”
几天后,她说服母亲和兄弟姐妹们医院为几十个在班加西受伤的人献血。“我们坐车一起去的。那儿非常危险。武装人乱开枪打人。”
正在革命时期学习化学的Bouod说,反叛者从卡扎菲政府手里取得控制班加西的胜利对年轻的利比亚人来说标志着一个新的转折。“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让我感到这个国家属于我们,我们以前都觉得利比亚不是我们的,是卡扎菲的。它不是我们的家。”
特别的家庭教育
Bouod成长在一个教育她要为自己着想的家庭。即使是作为一位在卡扎菲政权–一个利比亚人没有实际言论自由的时代下成长起来的年轻穆斯林女性-Bouod迫切地想为祖国人权遭到迫害而发声。
她16岁的时候开始志愿从事一些慈善工作来提升儿童在这个国家的权利。她知道自己跟很多学校的其他女孩儿不一样,在同伴嘲笑她的时候常常是依赖父母的鼓励。
“我父母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他们非常开放。他们把我们养育成人,希望我们能比他们强。我们被允许开车、旅行、学习外语、去上暑期学校。这些往往都很有挑战性,因为当地人都会嘲笑我们,觉得我们很异样。我们不是典型的利比亚人。我常常在人群中显得很突出,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对于一个女孩儿来说。”
“我父母一直在我们的背后支持。我母亲告诉我别哭或者别有压力,别人只是嫉妒你而已。所以他们才跟你作对,才嘲笑你的梦想。”
脆弱的断层线
Bouod在青少年的时候的积极以及参与青年会议,并在20岁出头的时候大开眼界,让她看到在利比亚建立民主的可能性。然而,革命派和国家临时议会的分割,以及在海外几十年后回国的利比亚人的参与,在卡扎菲死后进一步削弱了这个国家本就脆弱的断层线。
年利比亚举行了60年来第一次自由的全国大选。在同一时期,Bouod申请了出国学习航空学的奖学金。她完成了所有的基础课程准备在18/9岁的时候起飞,但是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开飞机。“这是我一生的梦想。我一直想成为一名飞行员,但是留学的费用实在是太贵了。”
爱尔兰:梦想开始起航
Bouod最终选择了加入女性飞行员的队伍,在Jordan,一个被认为是对女学生来说“安全”的穆斯林国家学习。然而,这位年轻的活动家决定同她的女同伴们一起去欧洲的学校学习。“如果他们要去欧洲学习,并有高标准的话,我们也应该去。我们争取了2年,知道教育部签署了同意书让我们去欧洲。”
年,Bouod被选为唯一的女性航空学学生,与其他名男同学一起搬到了爱尔兰的航空学校。她的弟弟也跟她一起来了,两人来这儿的前12个月在科克学英语。接下来的一年,她开始了在科克飞行训练学院的学习。
“这真的很难,因为一开始你必须得通过英语考试,然后还有航空学考试,接着是体检。我通过了所有的测试,所以很开心。”
不幸的是,Bouod在学校学习的时光由于课程协调员和利比亚部门官员的意见不一致而被中断了。
没有了奖学金,Bouod被学校建议回国。然而,随着利比亚局势越来越不稳定,她和弟弟还是留在了爱尔兰。在申请避难之前,他们和在科克的表哥待了3个月。他们与家人住在一起的同时等待着申请结果,年7月,他们获得难民身份。在收到留在爱尔兰的许可4天内,Bouod便在都柏林的一家科技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爱尔兰教会我:一颗感恩的心
她现在仍然在都柏林的这家公司工作,但仍在业余时间积极寻找志愿者工作。“我觉得待在欧洲不去做点事儿是在浪费时间。别人会很渴望这个机会,所以只是浪费时间在睡觉和吃饭上不公平。我想提升自己并回馈社会。我觉得这是我对这个给我权利和居住国家的责任。”
Bouod很感恩爱尔兰给了她来这儿学习的机会,她说这个国家几乎不存在任何歧视。
“我有朋友在别的国家,他们的生活饱受痛苦。有的因为种族歧视的原因搬到了这儿工作。我有经历过一点这样的事儿,但是这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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