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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回忆录（8）
科德尔·赫尔
翻译老狼是也
美国国务卿赫尔回忆录（1）
美国国务卿赫尔回忆录（2）
美国国务卿赫尔回忆录（3）
美国国务卿赫尔回忆录（4）
美国国务卿赫尔回忆录（5）
美国国务卿赫尔回忆录（6）
美国国务卿赫尔回忆录（7）
美国对戴高乐的不满
珍珠港遇袭后不久，戴高乐将军和我们的非正式关系出现恶化，因为他未经我们的承认就动用“自由法国”军队毫无理由地占领了纽芬兰湾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这个事件发生在年的圣诞前夜，正好总统在白宫招待丘吉尔首相。这些岛在马提尼克岛罗贝尔总督的管辖下，我们和罗贝尔总督之间签有协议，并在珍珠港遇袭几天后做了更新，维持现状以利于保障我们在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的相关利益。我们还就圣皮埃尔的强力无线电台问题从11月到12月与加拿大不断进行着交涉并取得一致意见，由加拿大派遣工程师对这个无线电台发出的通信加以监控，如果当地主管不接受的话，美国将与加拿大合作对其进行经济施压。加拿大政府12月4日通知我们，英国政府考虑让“自由法国”军队占领这些岛屿，对此加拿大政府和我们都未予接受。
战时戴高乐
戴高乐11月末派海军姆兹利埃大将视察在纽芬兰湾和英海军一起作战的“自由法国”科尔贝德舰，同时游说密克隆群岛响应戴高乐运动。姆兹利埃到渥太华征求加拿大政府的意见，但加拿大外交部拒绝了这一要求。12月15日英国外交部发表了丘吉尔首相的声明，表示加拿大政府的干预，或是个麻烦的政治问题，不如让“自由法国”的军队登陆来管理无线电台为宜。但英国外交部表示，没有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政府的同意，应将不采取任何行动。姆兹利埃在同一天，会见了驻渥太华的美国公使莫法特，就“自由法国”军队的登陆征求美国政府的意见。总统看了莫法特公使的电报后，表示不认同“自由法国”势力进入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的政策。我们用电话将此意见转达给了莫法特。
莫法特于12月16日将我们的见解转达给了姆兹利埃。姆兹利埃对莫法特说，这个做法错误，但表示接受这一决定。12月22日加拿大公使参赞休姆?朗格转告我们，“自由法国”军队的行动看来中止了。但这时候姆兹利埃也和戴高乐联系了，戴高乐命令他按既定方针进行。所以姆兹利埃对美国对加拿大都没有事先警告，在圣诞节前夜派小股部队登陆了这些岛屿。圣皮埃尔的美国领事帕斯凯特12月16日就曾向我们报告说，姆兹利埃对戴高乐感到非常愤怒，指责他完全就是独裁。并且姆兹利埃对戴高乐没有得到美国和加拿大的承认，单方面下达命令表示抗议，打算辞职。之后不久，姆兹利埃就与戴高乐分道扬镳了。
这个圣诞节，我得到总统的承认发表了声明：由三艘号称“自由法国”的舰船制造的事件，违反了相关各方的要求，完全是单方面的任意行动。无论在任何意义上都未得到美国政府事先的承认和同意。不幸的是美国国内外许多人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都缺乏理解，就“自由法国”军队占领这些岛屿和我发表的声明，对我和国务院进行猛烈抨击。这看似不起眼的事件，竟然造遭致这么猛烈的反对几乎前所未有。特别对我声明中“号称”这一用语，更成为攻击的重点。攻击我们的人认为，这一用语是对“自由法国”的存在，或者对他们属于自由阵营这一事实的否定。但我们这一用语只是表示这三艘舰船看来属于“自由法国”，仅此而已。
因这些岛屿的占领问题，我在白宫和丘吉尔首相就我们和维希政府的关系进行了坦诚的会谈。在会谈中也反映出罗斯福总统完成赞同我的意见，但他只是从旁帮我和丘吉尔进行这场会谈。我直截了当地阐明，戴高乐违反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意愿采取行动是不可接受的，应该从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撤军，把对圣皮埃尔岛无线电台的监控交还给加拿大和美国，让丘吉尔承诺去说服戴高乐。对此，丘吉尔觉得提出强烈要求的话，“自由法国”和英国的关系有可能恶化。我竭力说明，如果没有什么办法而任由“自由法国”占据这些岛屿，会使得我们与维希政府的关系发生危机。我们保持这一关系，使我们能够发挥影响力来阻止法国舰队和基地落入德国之手，这点意义重大。丘吉尔表示赞同，他认为与维希政府维持相应的关系，这对美英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问丘吉尔，能否采取相应措施来阻止戴高乐的“自由法国”用报纸和电台等宣传工具诋毁美国政府。丘吉尔回答说，他怀疑自己能否对新闻报道进行检阅监督来阻止戴高乐。我马上指出，戴高乐的宣传资金来自英国政府，丘吉尔可以用停止英国政府援助来施压，这样应该能使戴高乐对这类宣传有所节制。丘吉尔承诺将考虑我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问题是丘吉尔12月30日到渥太华进行演说，对维希政府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而对戴高乐却极尽赞美之词。次日，我向总统提交了备忘录：
“英国似乎觉得法国国民全都热心支持戴高乐，但我和我的同僚手中的情报则显示，法国国民约95%反希特勒，但同时95%以上并不支持戴高乐。根据这一事实，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在北非的作战我们应该将与戴高乐的合作排除在外。”
总统之前就决定了美英登陆北非法属殖民地计划不让戴高乐参与，这点也向丘吉尔强调过。总统认为，让戴高乐参与，有泄露计划的危险，而登陆法属殖民地本身并不会因此遭到北非法国人自发的抵抗。
丘吉尔在渥太华演说后马上就返回了华盛顿。我于年1月2日和丘吉尔在白宫会见，我毫不顾忌地直接告诉丘吉尔：他就维希政府和戴高乐的演说“极具煽动性”，给我和国务院带来很大麻烦。丘吉尔自己也曾反复表示有必要保持与维希政府的关系，这对美国对英国都具有很大价值。如果丘吉尔捎带说一句，即使英国不想与维希政府继续保持关系，至少表示一下美国和维希政府的关系对于我们的共同事业仍具有价值和意义，这将能起很大作用。现在给人的印象相反，仿佛美国完全无视英国的愿望而对维希政府采取绥靖政策了。
丘吉尔对于这个建议似乎不感兴趣。因此我请总统能说服丘吉尔来解决这一微妙事态。但总统说：“已经尽了努力，不抱希望能有更好的结果。”总统和丘吉尔的这种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来戴高乐对他们两人反而抱有强烈的敌意。
我在得到美国、英国、加拿大三国的承认下，起草了让戴高乐也能接受的从这些岛屿撤出“自由法国”军队的协定草案。在这个协定中，提议美英加三国将岛屿置于共同管理之下，岛屿中立非武装化。总统赞成这个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将此案提交给了丘吉尔，他说戴高乐同意的话他也不反对。贝当政府同意了，但是戴高乐拒绝了。戴高乐无论如何也不接受我们希望解决纷争的协定案。
围绕这个事件的纷争慢慢降温了，结果我感到，到战争结束为止搁置这个问题是最好的方法，总统也接受了。这个问题具有发展成一段历史章节的危险性，但最终变成只要用注脚方式可以简单地一笔带过了。
戴高乐在远东和我们的关系，因这个事件显然带来不良影响。总统和我都确信，戴高乐毁弃了和英国的约定，采取了与美国、加拿大愿望相反的行为，这些都缘自戴高乐本人。我们开始认为，戴高乐持有野心，是个不可信赖的人。就我来说，围绕戴高乐和维希政府，为了明确加强英美关系曾请求总统对丘吉尔施加压力而遭拒绝，成为年1月我作为国务卿考虑辞任危机的原因之一。我决心辞职并亲笔写了辞呈递交给了总统。
我们对维希政府的政策，在美国引起很大的争议，至今还有人认为是错到家了。大概有以下几点复杂问题：首先，有些人把历史上的某个英雄看成是完美无缺的，他们硬是不愿意正视事实，谁要是评头论足那就是敌人。奇怪的是，许多英美人就是这样把戴高乐看作是圣女贞德转世投胎，以至于超过法国人对戴高乐倍加推崇；其次，关于和维希政府的关系，罗斯福总统和我对维希政府、对戴高乐完全持有共同的认识。而丘吉尔和艾登（译注：时任丘吉尔政府的外相）也强烈希望我们与维希政府维持现有关系，他们自己则对维希政府进行激烈批判，这就使得关系变得复杂起来。
第三，我们和维希政府保持关系，可以得到各种益处。正因为这样，我们和维希政府管辖下的法属北非能够继续保持联系。如果我们断绝了关系，这样的关系也就被完全切断。我们可以从那儿得到情报，可以向当地派驻代表，可以让法国人认识，无论花费多久时间，盟国必定胜利。这也是爱好自由的法国人的根本愿望，使他们对法国的自由和复兴抱有希望。这对防止把法国的基地和物质交让给德国起了作用，也防止法国舰队落入德国手中。
第四，如果抛弃法国维希政府，法国再难有令人尊重的领导人，大概结果也就是把贝当政府拱手推给德国了。如果对戴高乐给予全面的外交承认，对维希政府的外交承认就大幅下降，这只能对德国更有利。正因为这样，我们对戴高乐给予军事援助，支持他成为对抗德国的军事领导人，尽量从这些方面援助戴高乐。
第五，最关键的要点，我们和维希政府保持关系，也是为了能够在北非派驻领事，为西地中海地区英美远征军准备基地，开辟道路，并有利于英国在东方的作战行动。
和威尔斯副国务卿的摩擦
年8月罗斯福总统出发去魁北克，在这之前我向总统提出了让威尔斯副国务卿辞职的要求。总统把威尔斯叫去白宫，清楚地跟他说：数周以来总统和我不止一次地进行了商谈。我们就免去你的副国务卿职务，派给你特别任务，在国外担任新的工作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
威尔斯副国务卿造成的问题，有的是两三年以来的事情，长篇历数也没什么意思，这里也就不赘述了。在年1月里约热内卢会谈中，威尔斯也常常表现出自行其是的倾向，不和我商量。对我来说，这样的情况数见不鲜。
我让威尔斯担任某项工作，一开始就给了他相当的自由度。我说过，在我忙于国务院其他事务时，威尔斯就担当的问题可以直接找总统商谈。我对作为同事的副国务卿和顾问、助理国务卿等采取相同的方针，他们遇有特别问题，只要得到我的同意都可以直接会见总统商讨。这样他们可以积累经验，增加权威，加深对工作的兴趣。同时也可以把我从堆积如山的问题中解放出来，特别是在这个极端困难的时期，我对大家也是很感激的。
但我注意到，威尔斯不时乱用这种特权，未经我同意经常去见总统，而且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政策决定。产生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在于，罗斯福和威尔斯是很早以前就有家庭之间交往的老朋友，社会地位和学校关系都有相同的背景。欧洲战争开始为止，我在国务院的工作与日俱增，因此我把到国务院来访的大部分大使公使都转交给威尔斯去会见，除了规定的程序或很重要的场合外，就更是这样了。当然我告诉威尔斯有的外交官指名要与我会面商谈重要问题时，就将他们带到我这里来。
但是我发现，我说了不管多忙，遇有重大问题我可以会见外交官，但威尔斯大多数情况最后也没有按此方式处理。我因某些重要问题召见外国大使要进行商讨时，他们却说：“不，先要和威尔斯确认一下再说。”这样的事情虽然不那么多，但反映出的问题却性质恶劣。我还非常在意的是，本应当通过国务院正式渠道处理的外交问题，威尔斯却私下和派驻外国的外交官或他国政府官员进行私人通信。甚至把需要按正规渠道发布的国务院文件，用私人信件发给他们，并要求他们私下作出回复。这样，他就可以不用通过我和国务院相关人员，把许多重要的角色和探讨中的问题全部揽在自己手上。
年晚春，威尔斯就外交问题进行了两次演说，他说美国政府作出保证将采取新的外交政策。其中莫洛托夫外长访美期间，他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阿林顿国家公墓进行的演说，谈及美国战后处理的政策问题，这显然是极为重大的问题。这些演说中他发表的所谓政策声明都没有事先和我商量。
我在年6月20日找来威尔斯，我指出，副国务卿或助理国务卿，不管怎样的内容，都没有发表新的外交政策的权限，过去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我告诉他，国务院决不允许制造出国务卿和副国务卿的分别领导，或者副国务卿也可以进行政策决定的局面。我更告诫他，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副国务卿及国务卿助理在没有总统的命令，或者未经国务卿的许可和承认，不可直接去见总统，这点你威尔斯比谁都清楚。我给你进出白宫的特权，这可能是我的错误，因为我知道给你这样的特权是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对此威尔斯答道：“我自己没意识到在演说中发表了新的对外政策，但我将考虑你说的话，今后一概不再演说了。”
我说：“不，你的演说还不错，支持抗击侵略者的战争还希望能演说百遍。我只是要求没有我的许可不要在演说中发表新的外交政策。”但令人吃惊的是，他非要把两个不同的问题混同起来，犟嘴说“今后再不发表演说了”。更让人吃惊的是，他说：“和总统商谈时，总统考虑不在演说中涉及战后问题，但其他政府高官倒不妨可以试探一下舆论反应。”我指责他和总统会见所谈的内容没报告我，同时，这不是和刚才主张的“自己没意识到在演说中发表了新的对外政策”相矛盾吗？
这次谈话的结果，暂时情况有所好转。之后威尔斯也进行了演说，但都来找我商量。只是他仍然越过我去找总统。我无法像对其他同僚那样给予他充分的信任。
我感觉，威尔斯对于外交问题也算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官员，但他在主要问题和政策方面的见解，和同僚们相比思路狭隘、不够健全。欧洲战争爆发前，我们在对古巴的武装干涉问题和慕尼黑会议的结果评价上就出现过意见对立。欧战爆发后，我们就西半球中立地带问题，对日本的最后外交通告问题也是如此。关于美日关系，在大西洋会谈中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也都赞同我们采取的政策，但最后制作相关文件时总统只能与威尔斯商讨（译注：赫尔国务卿未参加大西洋会议）。但依我看，珍珠港当时更没有做好战备之时，文件的部分内容或有欠斟酌，不排除可能和日本的战争更早发生。
珍珠港事件以后，在里约热内卢会议上，我和威尔斯就阿根廷问题、威尔斯演说的性质、战后国际安全保障机构的组织等也发生意见分歧。这样的情况也有思考方法的不同，或在重大问题上如何采取更有效措施的具体问题。威尔斯不时就表现出与我不配合的态度，这样的状况在威尔斯副国务卿任职后期就越发严重，成为国务院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工作的障碍。
几年来我期待威尔斯为了使国务院更有效地展开工作，能够承担起各方面的监督工作，使国务卿在确立政策方面更有余地，这些应该是副国务卿的本职。但是威尔斯看来更热衷于其他事情，加以公正评价的话，国务院大部分人对于他在国务院行政方面的业绩感到失望。从斯特蒂纽斯继任副国务卿以后，我把国务院的重组就能完全交给他实施了。
罗斯福总统自己也看出威尔斯对我不忠诚，特别对威尔斯在阿林顿国家公墓的演说，他不止一次地流露出不满，还告诉我他就此直接批评了威尔斯。总统说，有一次威尔斯到总统那里，希望给他另派使命（他没跟总统说想干什么），罗斯福知道他事先并未和我商量，对此也严厉批评了他。
关于威尔斯的问题，我可以直接找总统看他究竟支持谁，问题就能解决。但我不习惯把一起工作的人变成敌人。国务院的工作现在极为重要，威尔斯在工作上还是相当努力的，如果他用心于工作的话，倒还不如让他继续干下去为好。
但年初夏，总统自己觉得国务院不能如此继续下去了，他从现状考虑得出结论，必需辞去威尔斯，以提高国务院的效率。总统和我商量决定，派威尔斯到南美或者苏联去，这样威尔斯也比较容易接受。
总统说，由他直接对威尔斯提出，同时建议做这样的安排，让他辞去国务院的工作，应该不会引起什么骚动。威尔斯接到总统的提议，也没有直接答应，就直接到我办公室来了。听他的口气是，罗斯福总统所提及的，一定是因为我告了状。我把事情原委告诉他，我向总统说过我的意见，是否就导致这样的结果暂且不论，但总统是进行了充分调查才作出这一慎重判断的。接着我劝说他，在莫斯科将召开会议，他还是接受总统安排的这一特使为宜。威尔斯忿忿吐出一句：“这样的驻外特使毫无意思”。他马上站起身，来到我桌边跟我握了握手就离开了。自此以后，我再没和他有过交集。
我之后不久就出发去参加魁北克会谈。威尔斯去了缅因州，他拒绝了总统让他担任特使的建议，写了辞呈用邮件寄给了白宫。
制定欧洲战后政策
这是魁北克会谈（年8月）时候的事情，一部分苏联报纸突然报道说，关于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谈，斯大林因为专注于东部战线的大战无法抽身，但如果召开外长会议也一样能够取得相应成果。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接到这一信息，考虑这是释放倡议在近期适当的时机召开三国外长会议的信号，于是询问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在8月24日答复称“同意”，还说会谈不必拘泥于狭隘的范围，应该由三国明确设置可能实现的目标，还提出讨论范围重新加以事先确认为好。
总统和丘吉尔首相交换了意见后，9月6日再次向斯大林发出信息，表示总统和丘吉尔首相赞成召开外长级别的政治和军事会谈。丘吉尔首相提议会议场所可以在伦敦或英国的某个城市，总统则认为是否再离得远点儿，提出了卡萨布兰卡、突尼斯、西西里岛三个地名。总统考虑派我出席会议，但又觉得不便让我长途旅行，说让威尔斯副国务卿去参加。两天后，斯大林提出了会议场所设在莫斯科，时期定在10月初的想法。总统在9月11日对此表示同意。
这时候，威尔斯已经去了缅因州，他向华盛顿的朋友发出许多信件，散布着自己遭遇了不公的冤屈。因为这些事情重叠在一起，我去见了总统。我对总统说，我们曾考虑稳妥的方法把威尔斯调离国务院派往莫斯科，但他没接受我们的计划去了缅因州，从那里又给许多人写信诉说自己是牺牲者。他当时还说过“这样的驻外使节毫无意思”（指派到莫斯科）。我在各处就威尔斯的指责进行了澄清，只要不能对国务院和政府宣誓忠诚，他就不能得到国务院的认可。威尔斯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还从远处对我和国务院进行攻击，和威尔斯关系密切的一两个新闻评论甚至宣传说，赫尔是苏联的敌人，盼望苏联大量流血牺牲等等。我对总统说，我坚决反地派威尔斯去莫斯科。
我对总统表示，外长会议在华盛顿和重庆之间的哪个地方召开，我都打算出席。总统对此甚至两三次重复对我表示感谢。总统还有点儿吃惊，因为我的健康状况不佳，也不再年轻（当时我将满72岁），而且知道我没有坐过飞机。我确实有点儿密室恐怖的症状。几年前的夏天，我做火车卧铺时开着窗睡觉，在经过长长的隧道时醒来，煤烟什么的熏得我喘不过气来，我甚至恍惚感到火车似乎停在隧道里了。自那以后，我对密闭空间就有种恐惧，想象飞机也是这样的场所，所以一次都没有乘坐飞机。但我决定为了外交问题只有乘飞机前往莫斯科。就如军官不管你愿不愿意，必需率领部队奔赴战场。我和医生、妻子都没有商量，自己作出了这一决定。
在出发前往莫斯科之前，我用10月4日、5日两天时间和总统进行了磋商，6日和总统共进午餐，也就莫斯科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商讨。5日的会谈，我带着斯蒂文森、哈科沃斯、邓恩、马修斯、巴斯鲍尔斯基去白宫，和总统就广泛的话题进行了讨论，期间也有舰队司令李将军出席。我们在商讨中，共同主张让中国参与，为此拟付出努力，希望能够取得英国和苏联同意以达成四国协议（所谓四国协议就是包含创建国际和平机构的战后处理宣言，但苏联反对中国参加）。我们考虑即使因为这个问题不能达成任何协定，我们也应该坚持四国协议的构想。中国在现在和将来，从中国本身看，从对英属印度的影响力看，中国的参与都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认为绝不能将其排除在外。
关于德意志，总统清楚地表述了他的意见：“德意志要分割成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国家，这些都完全持有主权，同时邮电、通信、铁路、关税、电力等方面可以连接在一起。尤其是电网连接，或许应该在考虑欧洲大陆整体的情况下来决定。新德意志必需取消全部的军事功能（包含军事训练）和军事工业。另外东普鲁士要从德意志分离出来，居民中的危险分子应该强制驱除。”
战后对德国的分割占领
对于这一意见，我们中间也有议论，认为德意志的分割，可能会带来未必理想的后果，关税同盟协定实际上难以发挥作用，或者成为陷阱促使德意志再统一的强权出现，等等。总统认为这过虑了，他说：“我到德国旅行过，也在德国学习过，能说德语，我觉得自己比在座的各位都了解德国。德意志的分割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话题转到别的问题上，过了一会儿，总统突然又提起德意志来，说：“不管怎么说，我了解的德意志是以前的情况了，或者未必是自己以为的那样真的了解。总之，过渡期试试看，错了再改，没有别的办法，结束战争后即使将它分割，这效果不佳的话也未必就不可放弃。并且，关于赔偿我觉得应该用其劳动力和设施来抵偿。”
总统认为荷兰和斯堪迪亚维纳各国恢复原来政体不会有问题，而比利时可能成为难题。当时被德国捕获的利奥波德三世的立场暧昧，丘吉尔首相主张复活王国，这也得到英国的支持，但却顾虑和比利时的流亡政府可能发生纠纷。还不仅如此，比利时是人为地拥有两种语言的国家，瓦隆人和弗拉芒人传统上关系就不好。总统还举出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是年德国发表的研究建议，阿尔萨斯、卢森堡和比利时的两个地区组成一个联邦同盟。
总统还提到，如果和斯大林会晤，关于波兰和波罗的海诸国将向他诉诸道义的立场。英国和美国都认为不会因波罗的海诸国的问题和苏联发生纷争，而从苏联自身的利益出发，以及苏联在世界的地位来看，苏联自己也声明战后两年左右，让波罗的海诸国举行公投来选择，这是明智的态度。苏联在此前谈及过公投的问题，但各国对此似乎并不相信。总统认为，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东部波兰，总之新国界即所谓的寇松线略往东移，利奥夫应该划归波兰。等战争的冲击沉静下来，应该举行人民公投表决。总统还认为，波罗的海的通道基尔运河和海峡可在国际信托的管辖下作为自由区域为好，在波斯湾也可以作同样的考虑。
10月7日天气晴朗。我中午到华盛顿机场乘坐了飞往莫斯科的飞机。这是我平身第一次乘坐飞机旅行。这是架四发动机的运输机，另外还有相同的两架飞机，主要乘坐的是陆海军军官。乘上飞机，就有海军派来的迈雅思中校来检查供氧设备，告诉我飞机万一在海上迫降时非常出口的位置，我看了一下有几个非常出口，我说这不禁让我想起田纳西州养着三只猫的老人。这个故事是这样，某天朋友来访，看到门上有三个半圆形的洞，朋友问“这是什么？”老人回答“这是让猫进出的。”“那开一个洞就可以了呀。”老人大声回答说：“不是只有一只猫啊！”
我们的飞机先飞到了西棕榈滩，然后飞机在佐治亚州需爬升到1万英尺，在8前英尺时让戴上氧气罩。因为年事已高，高空飞行时会有身体不适，心脏问题等，但我没感到有什么不舒适。次日，我们飞到了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在那里我们乘上巡洋舰菲尼克斯号，往北非方向横渡大西洋，我们在卡萨布兰卡上岸，在这里受到了罗伯特?墨菲的迎接，他是担任北非政治问题的国务院外交官。我们马上被带到飞机场，然后乘坐跨越大西洋飞来的我们的飞机。墨菲到下一站的阿尔及尔与我们同行，他就有关北非及意大利的形势做了简单汇报。在阿尔及尔我和从意大利赶来的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共进了晚餐。艾森豪威尔的人品和坚定信念令人印象深刻。我还接受了戴高乐将军的来访，我们进行了长时间无拘束的交谈，没有做什么决定。戴高乐似乎感觉到比想象来得易于亲近，但在这种亲近的背后使我感觉到他深藏着的政治野心。
英国外相艾登打来电报，希望去莫斯科之前在开罗约会进行预备性会谈。我答复说，苏联人疑心重重，这样会给苏联在去之前美英制定了共同方针的印象。但到达德黑兰，艾登按照我的日程也几乎同时到了。因此我们互相问候，没有约定议题地互相交换了意见，没进行正式会谈。在德黑兰来了两位苏联飞行官也坐上了飞机，还有新任的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也和我们继续旅程，我们在已经寒冷的10月18日傍晚，正夕阳西下的时候到达莫斯科。莫洛托夫、李维诺夫和美国战时生产局长唐纳德?纳尔森以及许多官员到机场迎接我们。莫洛托夫和李维诺夫对我表示了热烈欢迎。我坐上车开往美国大使馆。
○莫斯科外长会议主张惩处战犯
○斯大林的人格魅力
○不知不觉中巴尔干遭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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