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突尼斯 > 历史沿革 > 阿拉伯之春后，埃及和突尼斯政治走向的不同
当前位置： 突尼斯 > 历史沿革 > 阿拉伯之春后，埃及和突尼斯政治走向的不同
摘要
年至年，“阿拉伯之春”在突尼斯和埃及相继爆发，原总统本·阿里和穆巴拉克先后放弃统治权，民选政府成功上台。但是此后不久，突尼斯和埃及便走上了完全相反的政治路径。前者逐渐实现了政权的平稳过渡，而后者却发生了“二次革命”，民选政府被迫下台。两国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层面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但是宗教与世俗关系的处理以及军方角色的不同使得两国在革命后面临不同的政治走向。
年12月17日，突尼斯的一名小贩在街头售卖货物时，遭到执法人员的粗暴对待，因而通过自焚进行抗议，并最终身亡。此事激起了突尼斯民众对政府腐败、经济下滑等现实情况的愤怒。在社交媒体传播作用的发酵下，多个城市相继爆发了示威游行。年1月，面对国内难以控制的骚乱状况，突尼斯总统本·阿里被迫放弃了长达23年的国家统治权，飞往沙特避难。
突尼斯革命爆发后，埃及、也门、利比亚等国也相继爆发了示威运动。就在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外逃之后不久，当年2月，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也辞去了总统职务，将权力移交给部队最高委员会。反政府的浪潮在整个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中间蔓延开来，形成了燎原之势。西方国家认为，这一系列反政府事件意味着西方民主和文明在中东地区深入人心，并将自此改变中东的威权国家体制，将阿拉伯国家纳入到西方文明圈中，因此将这一系列革命称之为“阿拉伯之春”。
发生革命的突尼斯和埃及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在国内政治方面，突尼斯与埃及的政治民主程度较低，个人独裁与威权政治严重。年，本·阿里凭借军队的支持，成为自突尼斯从法国独立后的第二任总统。至年1月外逃之时，本·阿里共在位23年。穆巴拉克从年起开始担任总统，执政时间超过本·阿里，达到30年之久。执政期间，本·阿里和穆巴拉克都曾严厉压制反对派，数次修改宪法，加强总统候选人的条件限制，使得反对党候选人难以参与竞选，选举过程形同虚设。在数次所谓的大选中，突尼斯的本·阿里和埃及的穆巴拉克都以接近或超过90%的得票率当选；第二，在位期间，本·阿里和穆巴拉克严格压制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由于政府监测个人电子邮件，阻拦敏感网站，加强媒体审查与监管，突尼斯公民的个人权利受到极大威胁；第三，执政期间，突尼斯和埃及裙带关系泛滥，腐败现象严重，本·阿里家族及其妻子莱拉家族几乎把控了突尼斯的各个关键领域。据国际非盈利机构透明国际的调查，埃及的清廉指数只有3.1，是世界上最为腐败的国家之一。
突尼斯和埃及的国内经济和民生情况也较为相似。在革命爆发之前，两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贫富差距拉大，导致民生哀怨，其中尤以青年人为甚。据埃及官方数据显示，年埃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失业率达到18%。21世纪以来，埃及的通货膨胀率也一直不断上升，并在年金融危机期间达到顶峰，升高至25.6%。突尼斯情况亦是如此。据统计，在年，突尼斯的青年人口失业率升至14.2%。困难的国内经济使得民众深感不满，最终导致民众走上街头，示威游行。
在社会方面，埃及和突尼斯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受过高等教育、熟悉西方民主与文明的埃及和突尼斯民众对本国的政治体制与经济现实十分不满，因而要求进行变革。在民众的压力之下，本·阿里和穆巴拉克都曾进行过多次宪法改革、扩大公民权利、开放选举等，然而这些表面上的改革并无法满足民众的要求，最后，对现实极其无奈，希望改变现实，建立民主政府的青年人们掀开了革.命的序幕。在革.命的背后，实际上是埃及和突尼斯的传统政治受到了西方民主文明的挑战。
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后，年10月，突尼斯举行了制宪议会选举。此次选举中，温和的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复兴运动”凭借其宗教性质、反政府角色、以及符合中产阶级利益的政治主张，获得了议会个席位中的89席，成为突尼斯第一大党，确定了其在突尼斯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年底，突尼斯的宗教政党“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世俗政党“共和议会党”、“劳动自由民主阵线”共同组建了联合过渡政府。
过渡政府成立初期，各个政党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合作意愿。然而事情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很快，伊斯兰政党便与世俗政党在权力配置、宗教地位、公民权利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分歧。年8月，突尼斯制宪议会颁布了新宪法草案，但是由于双方在很多条款上存在争议，草案因而被暂时搁置，新宪法也一再延期，新一轮的议会选举也被迫推迟至年7月举行。与此同时，“伊斯兰复兴运动”与曾进行多次暴力活动的伊斯兰激进派萨拉菲派的关系暧昧不清，因而遭受到世俗政党以及民众的不满。在拉动经济发展方面，以“伊斯兰复兴运动”为首的联合过渡政府难以提出有效的举措推动经济发展，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民众生活水平始终较低。这些因素使得“伊斯兰复兴运动”在民众中的支持率一再下跌。据年9月的民调显示，对“伊斯兰复兴运动”持有信任态度的民众仅有28%。
由于民众对“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不满，政令不通，多处发生罢工。突尼斯陷入了阿拉伯之春后最严重的政治危机，政治过渡进程岌岌可危。
在这种紧张局势下，“伊斯兰复兴运动”最终选择对世俗政党做出妥协，其政治主张明显向世俗政党靠拢。经过激烈的讨论与协商之后，年1月，突尼斯国民一会通过了突尼斯的新宪法。新宪法规定突尼斯实行共和制、伊斯兰为其国教、总统由直选产生。年10月，突尼斯举行了正式议会选举，“伊斯兰复兴运动”失去了第一大党的地位，“呼声党”取而代之。12月，“呼声党”的埃塞卜西担任新一任突尼斯总统。年2月，突尼斯新政府宣誓就职。新政府的成立标志着突尼斯过渡期平稳结束。年10月9日，诺贝尔奖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突尼斯全国对话大会”，以表彰其在突尼斯政治过渡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与突尼斯政治的平稳过渡不同，阿拉伯之春后，埃及的政坛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动荡局面。埃及爆发革命后，由于担心被当局镇压清洗，埃及穆兄会并没有第一时间投入到革命当中，而是谨慎观望，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才最终选择参与革命。推翻穆巴拉克政权后，穆兄会一跃成为埃及势力最大的组织，并成立自由与正义党，备战议会选举。穆兄会多次声明其只参加议会选举，不谋求总统职位。然而，在赢得议会选举之后，穆兄会便再进一步，试图占据总统职位。年6月，穆兄会的穆尔西成功当选总统，成为年埃及独立以来的第五位总统。
同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相似，穆兄会在掌握埃及政权之后，也面临着同样的政治困境：即如何处理宗教力量与世俗力量之间的关系。所不同的是，穆兄会还需要处理好与军方的关系，其所面临的局势比“伊斯兰复兴运动”更为复杂。穆尔西上任之后，对政府高层进行了较大的变动，以巩固穆兄会在埃及政治中的权力。年8月，穆尔西从军管会手中收回权力，声明总统对制宪的绝对影响力；任命的十名省长中有六名都来自穆兄会；除此之外，穆尔西还与司法系统争权，宣布任何司法部门均无权解散协商会议与制宪委员会。在处理与军队关系方面，穆尔西一边试图拉拢军方，一边又试图削弱军方的势力。上台仅不到两个月，穆尔西便对军方领导进行大换血，要求军方领导进行辞职。
反对派和军方都对此甚为不满。为应对穆尔西的强硬举措，反对派解散了穆兄会所控制的人民议会，并拖延议会的重新选举。各方政治势力的争夺非常激烈，甚至演变为零和博弈。在这种关键时刻，穆尔西仍然坚持不妥协不让步。与此同时，穆尔西所推出的经济改革举措并没有明显效果，人民仍然生活困顿，国内经济情况不容乐观。据民调显示，在年4月-5月时，穆尔西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到28%，而军队的支持率却达到了94%。年6月，埃及民众开始了新一轮的示威游行，要求推翻穆尔西政权，提前举行总统大选。7月，埃及军方单方宣布罢黜穆尔西，停止使用现行宪法，成立联合政府，提前进行总统选举。12月，穆兄会被定义为恐怖主义集团。年6月，前国防部长塞西当选埃及新总统，开启了埃及的新篇章。此举被称之为埃及的“二次革命”。
突尼斯与埃及都是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不堪忍受经济凋敝与独裁统治，因而爆发革命，推翻当局统治。革.命之后，突尼斯和埃及的伊斯兰政党都在政治上拥有极大的优势。然而，突尼斯的政治实现了平稳过渡，而埃及的穆尔西政府却被推翻，发生了二次革命。为何背景相似的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后政治走向完全不同呢？这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伊斯兰复兴运动与穆兄会在面临宗教与世俗的冲突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革命后，无论是在埃及还是在突尼斯，宗教与世俗之间在政治上的冲突都十分明显，双方在国体、政体、公民权利、宗教自由等方面拥有许多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穆兄会丝毫不让，以强硬手段对待反对派，最终导致了穆尔西政府的垮台。而伊斯兰复兴运动则选择了妥协，主动让步，以保全大局。突尼斯所颁布的新宪法淡化了突尼斯政治的宗教属性，而突出了国家的世俗属性；效仿西方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实行多党制等等。这是突尼斯政治过渡成功的主要原因。
第二，军方在突尼斯和埃及所起的作用不同。突尼斯军方没有干政的传统。本·阿里当政期间，由于担心军队政变，因此严格控制军队规模，并且建立警察机器，使得警察能够与军队互相制衡。因此，在伊斯兰复兴运动上台后，军方在政治上保持了中立，既不偏袒伊斯兰复兴运动，也没有倒向反对派，而是坚决制止任何政治冒险行为，这使得各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与冲突能够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但是，在埃及，穆尔西试图削弱军方的势力，其举措侵犯了军方的利益。在民众游行示威反对穆尔西的情况下，埃及军方对穆尔西发出了48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其解决政治危机，满足人民的愿望，否则军队将进行干预。之后，军方便废黜穆尔西，逮捕穆兄会核心成员，冻结其资产。军队的强制性干预导致埃及穆尔西政府的迅速垮台。
第三，埃及的二次革命发生之后，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担心同样的情况也会在突尼斯出现，于是吸取了埃及的教训，避免突尼斯重蹈埃及的覆辙。埃及二次革命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高级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吉德·尼葛尔在接受采访时曾说道：“在埃及发生的事件深刻地影响到了突尼斯……并使我们变得脆弱。”伊斯兰复兴运动舒拉委员会的成员洛夫蒂·扎图尼也说道：“埃及军事政变使我们确信，应尽快找到和解之道以化解突尼斯不断加剧的政治僵局。”也正是在埃及的二次革命发生后，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才最终改变其策略和主张，最终使得突尼斯平稳完成了政治过渡。
阿拉伯之春之后，埃及和突尼斯的政治走向不同，其中有偶然因素，也有其必然因素。埃及的二次革命与突尼斯的平稳过渡为其他国家的伊斯兰政党提供了一个典例，也提供了一个教训。如何平衡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关系，以及军队在国家机器中的角色，仍然是各个国家的伊斯兰政党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对该问题的处理将直接影响到伊斯兰政党的生死存亡。
TheEnd
欢迎分享到朋友圈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北京医院哪家治疗白癜风技术好白癜风效果
转载请注明：http://www.ougeccar.com/lsyg/42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