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福山，斯坦福大学教授；张维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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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7日下午，斯坦福大学教授福山先生应观察者网暨春秋综合研究院邀请，在文汇讲堂发表主题演讲，并与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展开对话。福山这个名字伴随“历史终结论”在年代流行全世界。人类历史终于自由民主政体的说法一度成为流行的神话。然而福山的老师亨廷顿在年代发表的“文明冲突论”己对此提出质疑。二十多年过去了，西方世界意识到中国崛起正在成为事实，而中国并非一个西方式民主政体国家。这样的事实在东西两方面都引起反应：西方迫切需要做出回应和修补，中国方面则有越来越多的思考者认识到是时候尝试建构新的政治言说，比如张维为教授就试图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并提出中国模式论。究竟是历史的终结还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中国与世界究竟应该如何互相学习和交融？两位教授为此展开精彩交锋。观察者网站整理出演讲与对话全部内容以飨读者。
福山主题演讲——变动秩序中的中国与世界
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做《政治秩序的起源》，内容是关于世界各地政治秩序的发展情况。我采用了比较观察的方法来写这本书。我认为只有通过比较才可以来理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政治制度。我尤其用了一个特殊的方式来看待中国，在我看来，中国的发展实际上在整个世界历史当中非常有意义，因为他的政治和政权是相当独特的。在西方，我们一般有一种典型的观察方法，我们把它叫做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察方法。也就是说他们总是把欧洲的看成是规范的，而非欧洲的都是不规范的。在我看来，这样一种观察方法实际上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可以说中国比西方早到年就建立起一个相当具有现代性的政治架构。
那么我想我要用一种历史分析来向大家展示为什么中国的政治发展跟西方是不一样的，之后我要说明我对于中国模式的看法。我前面已经说了，我到这里来实际上是为了学习而不是为了训导，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我有错的话，可以随时指出来。
我想首先从世界上政治秩序发展的三大结构要素谈起。
第一个要素是国家，这个国家是科层制的，或者说是一个等级架构的结构，它集中了权力，同时将权力使用于某一块区域加以统治。国家实际上具有一种强制的力量。那么一个现代国家是指什么呢？我所谓的现代主要是用了马克思·韦伯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并不依赖于朋友或者家庭关系，也就是说不是任人唯亲，而是用一种非血缘性的关系来组织和治理。把所有的被统治者看成都是同质的公民，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是拉开距离的。以前的所有统治方式主要是依赖血缘关系或者是其他相近的关系统治，现代国家不是这样的。
第二个要素我们把它叫做法治，法治并不仅仅单纯是有法律，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法律，法律不等于法治。法治意味着法律必须要代表一个社会的道德共识，它的权威要高于当时的行政权力。不管是总理、总统还是国王陛下，他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进行统治。随心所欲就不是法治，法治意味着最高权力机构也必须遵守法律。
第三个要素有关政治问责制，也就是说政府必须感到有一种责任，对这个社会的公民拥有责任，他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行动。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统治者把政治当作是为自己发财或者为家庭发财的工具。这当然不是问责制的政府，问责制政府中的统治者具有很宽泛的义务，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就是，问责制实际总是跟民主制和自由选举联系在一起的。在美国或者西方世界都是这样理解的，当然我想政治问责制应该还要宽泛一些，比选举还要宽泛。
我想在欧洲最早出现的问责制就是英国17世纪出现的制度——统治者对当时的议会负责，实际上他们选出来的或者参与选举的人当时代表的人占总人口的10%都不到。我想对于中国而言，你们大家都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很长时间里统治者是要靠一个道义性的共识来进行统治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政府并不是通过选举来获得统治的合法性，而是通过一个道义上的合法性来进行统治。也就是说这些统治者必须要接受有关的教育，赋于自己道义责任进行统治，这是中国意义上的问责制，所以叫做道义问责制。
首先是国家集中权力，然后是逐步的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大家知道“历史的终结”，意味着我们最后就是要过渡到对于权力的限制，然后是对于人民要承担义务，即问责。我想第一个世界上公认的现代政权实际上是中国人缔造的。当时这个要在中国建立现代国家政权的动机，实际上跟欧洲要建立现代国家的动机是一致的——他们面临着军事竞争的压力。我想在春秋战国时代，当时中国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势力，不同政治势力相互交战了大约年，这种军事竞争导致最后产生了一种有现代意义的政权形式——为了征税，招募官员来负责征税，招募方式整个是按照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的标准。如果你要按照亲人关系来组织，可能就无法来打赢一场战争。
我们知道秦代的时候中国实现了统一，那个时候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看起来已经是相当现代了。当时的中国已经形成了相当现代的文官服务体系，那是有一个非常理性的架构。由官僚体系来统治一大片领土，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成就，是中国做到的。但是对于这一点，世界范围人们普遍没有充分认识或者给予充分评价。这是公元前1年也就是大约年前发生的事情。当然，中国并没有发展出另外两种政治体制要素，这两种要素实际上主要是从宗教当中派生出来的，因为一般来说宗教承担着一个道义合法性来源的功能，也就是说在古代西方，神父与统治者是分开的，古代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都是这样的。我想在所有这样的社会当中，你可以看到对于那些行政统治者，实际上都有一个法律（宗教）上的限制。但是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的历史传统中缺少一个外在于行政统治体系的宗教权力。这妨碍了中国现代问责制的产生，在西方却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在欧洲中世纪一开始就出现了法治，因为当时有天主教的存在。甚至在现代欧洲政权出现之前，宗教力量就可以限制欧洲的国王、君主或者是其他相关的一些政治势力。
所以，我想这个制度起源于西方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偶然现象，也就是说所有的欧洲中世纪封建国家都拥有这样一个体制，包括国家政权和很大一个国会或者议会的体制。国王要增加税负的话，必须要获得其他权力体系的同意。这个体系可以对国王权力形成足够的挑战，在英格兰，他们在内战中砍掉了一个国王的脑袋，然后又在年驱逐了国王詹姆士二世并以荷兰执政奥兰治代替，这就形成了议会问责制。英国就是如此发生了年到年的光荣革命。我们知道民主在西方就是产生于这样一种因果发展进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非常偶然的。但这样的情况出现之后，慢慢的就有规律地发展，也就是说国家政权逐渐强大，然后对人民负责。然后国家又出现了商业化、资本的崛起等等直到工业化的发展，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格局，当然有另外的一些类型，但是总的来说我可以看到在欧洲是这样的发展，但在中国是按照另外一条线发展的。中国实际上是从两千多年前一直发展到现在，但是走了比较独特的道路。当然中国目前的统治集团是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在其他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治理结构实际上与秦代建立的体系类似，也就是说有一个高质量的、中央化的、非亲属化的官僚体系，按照个人优异的素质来进行选拔。这就是有关历史的回顾。
第二，我讲一下中国模式包含着什么，它的优势和弱势是什么？
现在我们同时能看到美国、欧洲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民主制，包括他们的权力制衡体系。我们从各个角度看一下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意味着什么呢？中国的这个体系目前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中央化的官僚体系的威权政权，这实际上是继承了历史遗产，也就是说政府内部有一个比较高的制度化水平。我们看到有一个比较大的官僚体系在对一个庞大的社会进行统治，然后在这样一个政府当中，问责制主要是往上的，也就是说对共产党负责，而不是说往下。当然，这在过去就是对于朝廷负责，现在是换了负责对象。
因为更上层的权力体系可以来惩罚你，所以你必须要负责，但对被统治的人民没有直接的关系。你还可以有一种程序上的问责制，也就是说通过一种民主的直接选举制度，比如美国的乔治？布什总统犯了很多错误，后来我们选了民主党的奥巴马，这就是通过民主选举贯彻问责制。在中国，问责主要是道义上的而不是程序上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道义问责制是指统治者在道义上感觉到对人民怀有责任。如果我们看一下，世界上一些成功推进现代化的维权政权，如果有成功的话，主要集中在东亚，比如说在南韩，还有陈水扁统治下的台湾，还有李光耀统治下的新加坡，还有非民主时代的日本，当然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想这些地方为什么成功，实际上是源于中国的儒家体系，这里面拥有道义的问责制，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威权政权，显然又不同于程序性的问责制。
中国模式的第二点就是经济方面的特点，我想在这个方面的话，中国实际上跟其他一些东亚快速发展的社会又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模式实际上主要是依赖于一个范围更宽的出口推动，而且是大规模的依赖于政府来推动这个工业化。这一点稍微不同于比如说日本曾经采用的产业政策或者韩国采用的产业政策。在中国这里并没有很清晰的，比如说集中于半导体或者造船、钢铁这样的产业政策。中国政府主要是致力于建造基础设施，然后提供金融信贷，还有管理它的汇率制度，然后使得出口具有竞争性，所以它并不是具体地选定哪些竞争者进行出口。所以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是以一种推动发展的方式加入市场经济。
我想中国模式另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相对来说整个社会保障体系薄弱，尤其是跟欧洲和北欧比是薄弱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这里主要是促进就业，但在平衡富人救济贫民方面做的比较少，尽管共产党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我们知道基尼系数是经济学家用来衡量不平等状态的系数，实际上在以往一两代当中中国的基尼系数上升非常快。中国方面也认识到这是一个值得中科白癜风看皮肤病更专业辽宁白癜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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