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以攻击国家取乐，这无疑是在拆毁自_人口民族

音

拆毁国家的年代　　　　国家形态与人类已经相伴相随了几千年，但人类对于国家形态的认识，其实是根本就还未入门。　　　　之所以说还未入门，就是因为无论人类现在的主流认识还是一般最广泛的认识，国家都是建立在一种“分”的概念之上的。　　　　这里所说的“分”，就是说人类原本是一个好端端的整体，只是由于分成不同的阶级、分成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才有了国家，这是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定识。　　　　“分”当然是一种“恶”，是极其负面的“恶”，而如果国家形态就是源之于“分”，当然就是源于完全性的负面，是源于完全的“恶”。　　　　但是，将国家形态定义为因“分”而得，其实是一种根本的颠倒，因为国家形态从本质上讲，其是人类社会形态的一种，所谓的社会，当然是人类之“合”。　　　　从一个人到“合”成两个人的家庭，不是因为“分”成了男权、女权而得，而是因为生存的需要而“合”，这是明显的，而从家庭到“合”成部族，再从部族到“合”成国家，所有的道理应该都是“合”，国家是人类社会形态最高级的一种，其本质上也只能是因“合”而得，而且应该是最高境界的“合”，只有找到、找足这个“合”的理由，才有可能找到了国家形态的正理。　　　　中国的古人们在这方面没有犯过迷糊，因为他们总是将国家之获得称为“合”，而将国家之失去称之为“分”，只是在社会科学的西学东渐之后，国家形态是因“分”而得的概念才独领天下，但这却使我们一直都在远离国家形态的正理！　　　　假设有可能做社会学的模拟实验，现在的商住楼盘常有超过十万人的规模，其五脏俱全的社会到真的很像一个国家，但如果观察不难发现，即使里面也有贫富分层，楼盘的社区组织其实很难发育，一般人可能还是更喜欢各顾各的一盘散沙，所以，因“分”而得社区组织其实是走不通的。　　　　怎样才能使楼盘的人能自动自愿的发育出社团组织呢？最有效的办法，可能就是对该楼盘施以某种外部压力，比如广州有的楼盘遇到的附近要建垃圾站，比如假设乱世时外部有了强力集团威胁等等，只要相关的外部压力持续存在，只要相关的人群没有被完全压垮，难道他们会不尽力完善聚合？　　　　可见，人类社会学的原理其实非常的简单，人之社会性都是来自于生存的需要，当遇到生存压力增强的时候，人类对“合”的追求就会上升，这是人类的社会性在增强，而当遇到生存压力降低时，人类对“分”的追求就会上升，这是人类的社会性在减弱。　　　　不过，可能我们的许多社会学大师们并不懂这些道理，所以，他们似乎都在不亦乐乎的忙着窥视社会之内的“分”，包括社会内的记录、统计甚至社会内的“性”等等，这些可能就是现在社会学的现状，他们的社会学都在专做“分”的功夫，也许冠名为“分化社会学”还更为恰当，而正是因为只知道“分”，所以人类的社会学始终得不出一个极重要的概念：“人类的一切社会存在都是外力作用的结果”。　　　　将“合”与“分”的基本道理搞清楚之后，国家当然只能是因“合”而生，是因为有需要国家形态才可能应对的外部压力而“合”，而这个道理是可逆的，国家可能也会因为外部的生存压力被卸去而“分”，仔细想想这些道理，其实很有意思。　　　　那么，国家到底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外部压力而“合”成的呢？　　　　人类有过较大规模的部族争斗，这是血缘关联的搏斗，人类有过较大规模的阶级搏斗，这是经济关联的搏斗，但现在人们还基本不知道的是，这两个层次的较大搏斗，都只是局部的、此起彼伏和重复性较低的一般程度搏斗，全人类意义的最大规模和最剧烈的反复搏斗，其实是大自然曾经造成的人类超级搏斗。　　　　所说的这个超级搏斗开始于年前，当时的地球在经历了连续年的超暖时期之后，在多数的人类已经被赶到了相当高纬度之后（辽宁和内蒙的红山地域发现密集的人类遗址就是证明），地球的大降温使所有往北走的最远的人类只能调转回头，他们只能与次高纬度所有已经稳定生活而且是人数最多的人类拼死碰撞，这是全人类意义上的最大碰撞，也是足以使文明开端和国家开端的最大碰撞。　　　　如果看过英国气象学家画出的1万年来的地球气温曲线，就可以看到人类的历史只能是随该曲线在动作，在温度上升期，人类主要是以“分”为主的散漫生活，人类两次母系社会遗迹多发之时，都是对应于不太需要男性助力的温暖时期，而到了温度下降期，人类对应的是必须以“合”为主而赢得生存，年前的逐鹿大战就是这样拉开了北往南的大碰撞序幕，而之后的所有历史起伏和碰撞，都是同样在跟随气温曲线而起伏，人类历史其实完全是大自然所决定的。　　　　　　　在气温下降的自然逆境之时，“合”几乎是所有人类的生存法宝，所有北往南冲下来的人要尽量的“合”，否则冲不下来，所有守的一方也要尽量的“合”，否则也守不住，而且，由于北往南的冲击强势持续不断，即使冲下来之后，还得要和以前守的人“合”起来转冲为守，总之是需要最大程度的“合”，甚至包括物质聚拢的“合”，于是，超越于血缘和阶级之上的全地域性国家就得以诞生，国家形态无疑是全地域人类共同生存的最重要依托，除非这个国家做不到“合”。　　　　实际上，满清的历史就是冲下来之后需要转冲为守的范例，因为后来西方的列强也从欧洲的北方冲进来了，满清的历史必须终结的原因，是他们已经起不到国家的“合”的作用，而完全不关是否异族统治的问题，在冲进来的列强之中，至少有两个国家是异族统治的国体，其一是英国，英王室其实是德国人，直到一次大战之后才被迫改用英国姓，其二是日本，日本严格讲也是异族统治，因为日皇的古代的根子就是中国，日本京都市很多地名与山东日照市相似就是证据，所有列强能与中国相比的，其实只有超强的国家形态和国家意识。　　　　中国几千年解释不清的“道”其实就是国家，是国家形态的原点，什么是“道”？如果打个比方，“道”就是田径场的米划线跑道，任何人可以到处跑，但有了国家之后，所有人都要将自己的跑，归结为到跑道上来各行其道，只有跑在“道”上才有理，这是“道理”，只有跑在“道”上才有德，这是“道德”，而且，也只有跑在“道”上才能真正出成绩，国家形态实际上是在将人类之散漫之力，融汇和升级为抵抗强势外力的高度有序合力，国家形态是人类合力的最高境界，谁能说人类并不需要这个合力？　　　　将国家形态理解成只是阶级统治和专制统治的工具，这是人类最愚蠢的错觉之一，这里可以再打一个比方，国家形态其实很像是一把家用的菜刀，明晃晃的菜刀当然可以用作杀人凶器，但如果真把菜刀理解成只能是杀人凶器，那肯定是大错特错，国家形态的数千年之冤，比所有天下之冤的总合还要更冤千万倍、亿万倍。　　　　国家形态之所数千年被冤，主要是由于人类个体寿命有限的近视，人类能够直接感知一年四季的变化，却无法连续的感知较大时间尺度的地球气候变化周期，即使在竺可桢先生写出了《中国古代五千年气候变化初探》很久之后，人类仍无法循自然决定历史的思路而前行获益，无法想象几千年北方草原的南向冲击是人类文明的根本动力，所以，当人类处于现在的持续温暖和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双料自然顺境之时，很多人类就开始做夏虫语冰的蠢事，比如他们会大声的质问，我们要国家干什么？而且，偏偏还真的没有人能够理直气壮的回答，于是，就到了人类要动手拆毁国家的年代。　　　　前不久北非和伊斯兰世界的骚乱和内乱，包括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等，其实就是那里的人在拆毁国家，大家都可以看得见的，那里既不适用传统概念的阶级争斗，也不完全是部族之间或国民之间的争斗，甚至也不见有谁急着抢权，从阿富汗到北非极广阔的沙漠、半沙漠地带，这里有几亿伊斯兰人口，如果没有温暖年代的财力与能力的快速提高，就很难有这种拆毁国家的狂躁。　　　　美国及欧洲各国虚高的社会福利，其实也是在拆毁自己的国家，虚高的社会福利其实就是一个“分”字，过去，他们霸占全球的经济利益，可以给每个人分得很多，但现在今非昔比，如果仍然分得很多，只能是将国家分光，而把国家分光了，明明也是在拆毁自己的国家，这又是几亿人口的作为。　　　　中国十三亿人口体量庞大，其无论什么派别都有很多人在以攻击国家取乐，这无疑也是在拆毁自己的国家，在现实的生活中，中国几乎所有的一般人，谁都想要分到更多一些，中国几乎所有的富人和官员，谁都想拿到更多一些，“拿”其实是独此一份的“分”，说到底也是“分”，而这个泛滥的“分”字，难道不像李自成进京后的摸样，最后遇到有外部的强势进来，一切都变成飞灰烟散。　　　　另外还有一种别样的拆毁，别看美国及欧洲是国家形态和国家意识的最强者，他们一贯以拆毁别人的国家为乐，但他们恶意的插手北非和伊斯兰世界的内乱，其实是高兴的太早，因为那些国家很多是非自然形成的国家，如果真被拆毁，反而会促成沙漠地带宗教势力自然重组的大联合，难道欧洲人就不怕古代那种超大规模的宗教战争？　　　　说到这里，突然间感觉到人类历史似乎在透出一丝丝的凉意，难道中国古代的若干太平盛世，也是这样先在温暖的年代慢慢的走近巅峰，然后慢慢的因顺境之“分”而腐，比如权力之“分”，比如国库之“分”，比如军心之“分”等等，结果再在有强势外力出现时就变得不堪一击？古代很多的“征战”往往演绎成“征”而不战，这可能就是因为被征者已经在盛世中自我分解了。　　　　当然，要求人类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完好的保持国家形态也并不实际，因为已知国家形态会在自然顺境时趋向于“分”，而根据英国气象学家的一万年气象资料，地球就有过连续三千年的超温暖顺境，照理而言，在连续三千年的超温暖顺境时，再强的国家形态也难保不被“分”解个精光。　　　　但是，这时可能就有个相对性的问题，就好像潜泳比赛时，谁能够憋更长的气，谁的胜算就更多一些，这时候就要看国家形态和国家意识谁会更强，如果村里糊涂和装糊涂的人太多，村口的遮荫众人的老槐树就很难再立得太久。　　　　中国是最早赢得了国家形态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的国家形态和国家意识实际上是相对较弱的，这里面有一个难解的天生死穴，这个死穴是这样子形成的，中国是一个超大的国体，超大国体的国家形态肯定是超级的外部压力促成的，但超级压力的形成次数肯定远低于一般压力，而且只要立了起来，也是超级的强大，周围的中小国体很长时间都很难与之对抗。　　　　所以，中国国家形态的外部压力是长周期性的，如果以一至二百年为一个周期，第一、第二代人拼死立起了国家，第三、四代珍惜这个国家，到第五、六代之后，他们根本就不明国家的由来，特别是当碰到自然顺境的时候，他们当然可能会开始想问：“我们要国家干什么”，而如果要这时候要坚持国家形态，就需要反差极大的更强行政，这可能就是被人感觉为“专制”的重要缘由。　　　　国家形态外部压力的长周期，很像在火山边上的人类遭遇，比如被压在意大利火山灰之下的庞贝古城，火山爆发的周期多数也很长，在火山刚刚爆发不久，绝对没有人敢去附近居住，但只要时间足够长久，人们却会忘却，甚至是完全的忘却，于是人们慢慢的又走到了火山附近生活，甚至在那里建成了新城，就像现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现在人们觉得生活没有问题，确实也真的没有问题，但谁能知道火山几时又会爆发？只要火山再次爆发，附近的新城就难免不被再次毁灭，这就是长周期的可怕轮回。　　　　相比之下，西方人正式的国家形态虽然相对很晚，但是，在西方的国家形态建立起来之后，由于其地理上是多个等体量国体和基本等距的高强度近距离竞争，其以国家为平台的长期争斗不停不息，再加上大航海之后以国家强势一致对外掠夺，这是一种与中国的长周期刺激完全不同的长期高频刺激，这使得西方人的国家形态和国家意识，被千锤百炼成全球之最强和最为完备，而这些才是西方人的真正优势之所在，短周期就像中国东南沿海台风地带的人类，由于台风每年都多次来袭，常规台风威力已经非常巨大，但其对这些地区造成的损失一般都比较有限。　　　　所以，正确的认识国家原理对我们中国人尤为重要，人类的社会形态之所以会经历从个人——家庭——部族——国家的多次升级，不是因为中途冒出了“阶级”，而是因为面对的压力在不断升级，这是一串非常连贯的基本逻辑。　　　　在这个逻辑串之中，当一个人独往独来难以生存时，就可能会升级出双人的家庭式的社会状况，如果不能升级就会被自然淘汰，当家庭式社会形态难以生存时，同样可能就会升级为多人的血缘部族式的社会形态，当血缘部族式社会形态难以生存时，就会升级为地域性的超血缘社会形态，地域性的超血缘社会形态就是国家，总之，人类所有的社会形态都是在外部压力下催生出来的。　　　　严格来说，在一般说的国家形态之上其实还有两层，当地域性的超血缘社会形态仍难以生存时，就需要升级到“全”地域性的超血缘社会形态，这里增加一个“全”字，就将国家会自动趋于最大化的道理理顺了，而当全地域性的超血缘社会形态还难以生存时，就需要有超地域性的超血缘社会形态，而这就是各种国际联盟。　　　　其实，母系社会也是因为外部压力而成，当人类处于温暖的时期，由于外部压力较小，人类社会就会趋向于母系社会，我们现在就是处于温暖时期，所以现在的社会和家庭都明显的趋于容易解散，只有当外部压力变大时，人类互相依赖和对男性的依赖程度变大，社会才会转为趋向于非母系社会。　　　　人类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一夫一妻等家庭形态的变化，其根本原因也是要依外部压力的大小，一夫多妻是在表明该部落的外部压力很小，其一个男性带好几个女性都没有问题；而一妻多夫则是表明外部压力超大，其几个男性才能养活一个女性，这在极端贫瘠的地域就可能出现；一夫一妻是表明外部的压力很大，部落里必须有尽量多的男性才能维持生存，而一般部落最佳的雌雄比例应该是尽量靠近1：1。　　　　中国人喝酒喜欢将主人灌醉、灌倒的习俗，客观上就是在为部族容忍更多的男性创造条件，因为在洞穴群居生活时，只要灌倒了部落的头头，其它男性就有机会接触女性，而这样就会增强男性成员留在部落里的动力，所以，中国的敬酒文化是很有意义的，人类很多习俗及很多与性相关的自我约束，都是源自于要表明肯对社会担当。　　　　总而言之，人类的社会性完全就是在适应自然中获得的，人类应该庆幸的拥有这种进化的能力，也应该感谢大自然给了这种进化的机会，人类的所有社会学原理的逻辑其实都是具有一致性的，当人类处于自然逆境，比如处于较大尺度的气候变冷时，人类就会趋向于增强社会性，人类要以“合”来赢得对自然的适应，而这些逻辑是可逆的，这就是当人类处于自然顺境，比如处于气候温暖的时期，人类就会趋向于“分”的散漫行为。　　　　人类所有的“合”的行为，从广义上讲，都是在增强社会性，在增强自然逆境时的生存能力，世界上所有的“人”，只要你是在经过历练的地域，都是“合”的后代，因为只有“合”才有可能赢得生存，不能溶于“合”的人，早已消失在历史的远端。　　　　但是，当人类处于自然顺境之时，又会产生很多只认“分”的人，这些只认“分”的人，最乐意做的事，可能就包括想要拆掉过去所有的“合”的成果，这就是拆毁国家的时代。　　　　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总是分分合合，而且据说是“分”、“合”时间大致各半，按照过去的经验，“合”则可能引致太平盛世，“分”则必定坠于生灵涂炭，过去，中国人面对的是草原的骑手，现在中国人的对手是武装到网络的列强，如果“分”的历史在我们手里重演，不知道结果会是如何？　　　　如果把中国拆毁了，中国在美国的数万亿美元还能保住？人民币的币值还能保住？全国人民的社保金额还能足额的保住？　　　　国家就在我们的手里，制度有待于历史的磨合，这是有主有次的，谁要是以政治制度等等借口把盛世中的国家给拆毁了，谁就是中国历史的最大罪人。　　　　包括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在内的西方民社理论从根本上讲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的理论基点就是钻在了社会的内部之“分”，对过去来讲，他们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他们的理论根基还只是“有物主义”，而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他们以政治制度存在缺陷对落后国家的革命说三道四，其实是不许落后国家革命，不许落后国家获得生存的权利，请问！天底之下有哪个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不存在根本的缺陷？如果存在没有根本的缺陷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那人类还要社会进步干什么？还要革命党、民社党干什么？人类应该迎着问题前行，而不是听着蝲蝲蛄叫就步步倒退。　　　　一个社会，比如中国，如果只有社会内部的争斗，比如说内部的阶级争斗，占有较多资源的阶级肯定占有优势，这就是资产阶级，如果资产阶级赢得了统治权，中国这个社会就会像尼安特人部族内部一样，内部竞争至最强的极少人得益和得势，但在面对外部竞争时，则会陷于最弱，结果，当必定到来的外部强势拆毁国家之后，所有的国人都会同归于难，甚至是同归于尽，包括统治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来都绝对的弱于国家资本，而中国依靠全民的力量却有赢得国际资本的胜绩，按照理性，中国人应该挑谁更好一些呢？（文/丁丁哥来源/作者博客）环球之音追求

环球之音：它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盲目崇拜者，也不是一个民粹主义的极端追随者，充满激情而不极端，把持理性而不怯弱，踌躇满志而不自我。它是一种呼唤，是一种觉醒，只为共和国崛起而来。环球之音力争发现与囊括一切不同的声音，但凡一心为这个国家与民族的，都会予以尊重，且期许能从中寻得一份最为合理的答案！